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傅作义将军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正在和傅作义部进行交接城防的解放军

1949年2月3日，老地下党员陈悟生持北平市军管会的调令和介绍信来到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内二分局报到，对于这位老资格的“老北京”地下党员，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同时他兼任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高度重视，不但亲自接待，还亲自向他询问此时的城内情况。

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原北平市警察局的合影

陈悟生介绍说：“1948年年底开始北平城内就一片混乱，许多国民党官员频繁搬家，想借此隐藏起来；也有些是脱掉军装和官服，准备逃跑；也有公开架设电台搞特务活动的！”

狄飞沉思了一番后嘱咐说：“从今天起你白天不要公开到分局，要通过各种关系尽快查清城内的敌特电台，有情况直接来我家谈！”

……

作为“老北京”的“老地下党”，陈悟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他迅速启用了解放前的那批“线人”，开始“撒网”工作。

几天后，陈悟生的“线人”老韩来到陈悟生的家找他，老韩也是个“老北京”，十多年前就在北京开汽车行，在这一行里威信很高，他的客户中不乏国民党的高官显贵，所以一直是陈悟生的重要信息来源。

老韩这次来给陈悟生带来一条重要情况：西单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和他喝酒的时候谈到景福汽车行股东张景贤家最近来了一个叫俞承泽的年轻小伙子，说是给张景贤当助手，但这个人来了后连汽车的边都不沾，而是在院子里的藤萝架子上架上了天线，并且在汽车房边上的一间小房间里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

这明显是一部电台，陈悟生立即跳上自行车载着老韩一路跑到狄飞的家，将情况向狄飞进行了汇报。狄飞当即做出部署：由老韩继续接近陈福录，从他口中进一步“套”俞承泽的情况，同时调集警力开展对景福汽车行的监视控制。

很快，他们又发现在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曾为俞承泽修过电台。一个汽车行要电台干什么？于是，狄飞立即下令对景福车行开展全面侦查。

老照片：解放前的西单商场

经查实，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其父是国民党“国大代表”，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期随大汉奸殷汝耕卖身投敌当了汉奸，在日伪警察系统任职，官至督察长。抗战胜利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抗日英雄”、接收大员，在武清县组织过“还乡团”鱼肉乡里，此后又和军统/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们过从甚密，有重大特务嫌疑。

殷汝耕

至于俞承泽，完全是通过张景贤的关系进入车行的，来路不明，偏偏就是这个来路不明更加让人怀疑。

很快，陈福录又告诉老韩，那间经常发出“嘀嘀哒哒”声的小屋常年是锁着的，即便是发出“嘀嘀哒哒”声响的时候锁也没有被打开。在收到老韩的嘱咐后陈福录在某天小屋里发出“嘀嘀哒哒”声响的时候故意留在旁边的车库里修车，并留意观察小屋的动静，结果发现在车库屋角放着一个大柜子，这个柜子正好挡住了一扇门，这扇门可以直通小屋，看样子俞承泽每次去小屋都是先搬开柜子进入小门去小屋发报，完事后离开再用柜子把小门挡住。

狄飞和陈悟生判断，景福汽车行一定是敌特留在北平的一个窝点！

2月21日上午，陈悟生让西单街道工作组以检查为名来到张景贤家，故意问张景贤：“你家干嘛存那么多的煤？”

结果工作组的同志刚离开不久，负责盯梢的内二分局便衣侦查员就发现张景贤让陈福录载着俞承泽和一只皮箱离开了车行，并且一直跟着汽车来到了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看到俞承泽在这里下了车后独自一人拎着皮箱步行走进了恭俭胡同并打开了恭俭胡同28号的院门进入。

恭俭胡同其实不窄，足够一辆“大道奇”卡车进出，为什么俞承泽不让陈福录直接将车开入恭俭胡同，而是宁可自己多走这一段路呢？显然是西单街道工作组的突然“家访”让张景贤和俞承泽感到自己被盯上，所以马上转移了电台。

于是，狄飞决定马上向市局申请搜查令搜查景福汽车行和恭俭胡同28号，于是他叫上陈悟生，带上一名警卫员步行赶往位于教育部接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在走到旧刑部街时他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气派的四合院里停着一辆车窗风挡上没有摆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签发的通行证的美制T-214中型吉普车，心想谁这么大胆敢开没有通行证的吉普车，于是就进了这个四合院对吉普车的车主进行盘问，结果发现院里除了吉普车车主外还有两个穿着西服的中年人，见到他们身上的军装（当时公安民警穿的就是解放军军装）显得非常慌张。

道奇T-214型中吉普

“你们这车怎么没有摆通行证？”狄飞的警卫员扯着嗓子厉声问道。

“小同志，误会误会，买球app我认识你们谭政文局长。”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陪着笑脸说道。

谭政文

刘仁（左）

另一个中年人赔笑道：“我认得你们的刘仁部长（刘仁时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城工部部长）。”

“那你们也不能不带通行证啊。这样吧，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如果真的认识我们谭政文局长，那什么都好说，通行证补一张就是，如果不认识你们知道后果！”狄飞严肃地说道。

于是，几个人都上了“中吉普”，一路前往北平市公安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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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两位是已经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的保密局潜伏特务，认识谭政文是事实，因为10天前他们就已经向北平市公安局上交了一支“加拿大”手枪、211发子弹、8天前又上交了两部电台和一本密码。

勃朗宁No.2 Mark.I“加拿大”手枪

不过虽然谭政文确实认识这两个人，但是对这俩的态度却并不怎么好，一番严厉的训斥后要求他们“既然已经自首了，就要老老实实的，随时配合公安机关的传召，戴罪立功，为自己的过去赎罪”，然后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狄飞多了个心眼儿，这两个自首的特务和张景贤有什么关系？北平刚刚解放，解放军刚刚入城没多久，这么快就主动坦白这有点不符合常理。

不过，这并不是狄飞当时主要在意的点，狄飞此行要的是市局的搜查令。听狄飞和陈悟生的汇报后，谭政文非常重视，也不说什么搜查令了，而是由市局调集警力，由谭政文亲自带队，于当晚11点对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进行了突袭，将在被窝里呼呼大睡的张景贤给摁了。

经连夜审（拷）讯（打），张景贤供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谓的“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电台译电员，而俞承泽的真实身份是所谓的“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北平379情报组”电台台长，受“国防部二厅北平379情报组”中校组长曹中襄直接领导。

张景贤表示他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平时都是打电话2局2727号进行联络。而且张景贤承认一早上西单街道工作组来检查后他担心暴露就立即将电台转移到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的俞承泽家。

于是，狄飞奉谭政文局长的命令直扑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抓捕俞承泽，市局刑侦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查电话2局2727号的地址，以确定曹中襄的藏身之地。

很快孙启民和陈悟生在电话2局查清2727号电话位于旧刑部街24号，于是就火速带人赶去，让陈悟生意外的是——旧刑部街24号正好是他们查中吉普通行证的那个院子，而曹中襄正好是两个自称已经向市局自首的保密局特务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名叫傅家骏——所谓的“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少将组长”！

这个傅家骏原本是“国防部二厅辽北直属情报组”的少将组长，在辽沈战役之前一直专门负责搜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野战军的情报，长春的郑洞国将军宣布长春守军放下武器之前他化装逃离长春并辗转返回南京，此后下落不明，没想到在北平冒头了。

郑洞国

一条大鱼啊！

另一路，狄飞带队成功突袭了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的俞承泽家，将俞承泽擒获，并当场缴获了电台，搜出了大量的电文存稿。

……

面对审讯，傅家骏供出了他从逃离长春开始的那段“历程”。

1948年年底，傅家骏奉“国防部二厅”的命令经上海潜入北平，并且成功的打入了因1947年9月“北平谍案”遭受严重损失、正在重建中的北平地下党。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他向南京提供了大量的我军包围北平城的兵力部署情况，并且为南京方面监视傅作义将军和我方和平谈判的情况，伺机刺杀傅作义将军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

邓宝珊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傅作义“跪”得那么快，北平迅速和平解放了。为了能够长期潜伏，傅家骏假意自首，主动交出了枪支、弹药、电台和密码本，骗取信任。同时命令曹中襄通知张景贤将第三部电台暂时藏在景福汽车行里，等“风头”过去后再进行活动。结果没想到那部仅剩下的电台突发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无奈之下傅家骏只能安排俞承泽前往西单商场叫宋某上门维修电台，就这个维修活动落入了陈悟生的“线人”老韩眼中，导致全盘皆输。

而曹中襄在抗战初期就随着大汉奸殷汝耕投靠日伪当了汉奸，抗战结束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的敌后英雄成了军统/保密局北平站特务，因在1947年9月的“北平谍案”的破获行动中出力甚大而受到了“国防部”的嘉奖，傅家骏来到北平后奉命受其节制，“假自首、真潜伏”的主意就是他向傅家骏提出的。曹中襄自以为聪明，一开始甚至还骗过了谭政文，却没想到阴差阳错地撞到了狄飞和陈悟生的枪口上。

至此，“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北平379情报组”被一网打尽，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又根据突审傅家骏得到的供词，先后将“华北督导组”在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华北地区的二十三个小组先后破获，共抓获大小特务一百三十二人，起获电台四十二部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爆炸物。使得国民党保密局在华北地区潜伏的情报组织几乎被一扫而光，对我军顺利解放和接收华北地区提供了极大的助力。